亲历20余天的救灾行动：串起生命线，为湖北传递氧气 | 商业生态

作者：北京水木医学生物发展基金会　　日期：2020-03-05

直到现在，“武汉银杏在行动”这个项目依旧还在推动中，正在进入收尾的阶段。我想把过去20多天关于这个项目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主要的思路基于我在一次线上的内部早餐会上的分享。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过去所发生的这项行动，这个视角难免会有一些个体的局限。这些天陆陆续续和一些参与的伙伴进行采访和交流，他们给了我很多共鸣和启发。

一、我眼里的“武汉银杏在行动”

北京聚会和翻译小组

我记得疫情刚刚引发关注的那一 天，也就是1月22日，我带着孩子们坐在从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启东老家，准备和我妈妈一起迎接过年。后来，我和我先生都觉得能够在疫情爆发之前带着孩子们去北京度过了将近一周的时光，是非常庆幸的事情，因为和所有人一样，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自此我们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困在屋子里。

在北京的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有一场聚会，现在想来像是冥冥中注定。一些在北京的银杏伙伴来到我住的地方一起聚会，我们畅所欲言，也提出了一些彼此的担忧，比如我记得北京水木医学生物发展基金会的蔺兆星提出了当下乡村教育的现状。每次和银杏伙伴相见，我们总是那样放松，分享各自的看法，就像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那样自在。在那场聚会上，我还见到了兆星做医生的夫人。大家都没想到，仅隔一周多后，我们会在线上再次相遇，成为紧密合作的战友，也没想到仅有一面之缘的兆星夫人在我们的这项行动帮助筹资的时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突如其来的疫情一下子爆发，我在老家陪着家人准备过年，但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过年的心情，我首要感觉就是我得去做点事情，就像和一位记者朋友交流的那样——大家觉得能够战胜无力感的好办法，就是去做点事情。我一开始就在不同的志愿者群，看看能否帮忙。一开始是帮忙满世界找口罩、防护衣，也可能自己认识一些国外朋友，所以，初我就帮忙翻译各种医疗物资的标准。当时，已经开始协调从国外运回物资的银杏伙伴王莹发给我一份已经获得医院证实的医疗物资标准的中文版本，这让我初对口罩、防护衣和护目镜有了清晰的了解。

我开始跟网上的翻译小组协作起来，把这些医疗物资标准说明做成英文版，然后发给不同的国外的机构。我发现我晚上把这些中文发到临时组建的翻译小组，很快就拿到了非常专 业的翻译，让国外帮忙找货的朋友也很惊奇，他问我：“你从哪里找到了那么多翻译的伙伴？”我解释道，这些都是我不认识的志愿者，这就是我后来越来越深入感受到的志愿精神，那种在大难之前把大家拧在一起齐心协力的志愿精神。翻译小组的志愿者在不同的角落，有些在国内，有些在国外留学，但大家都很努力，每一个字眼、每一个图片细微的区别都会标注出来，比如防护衣上有没有蓝条是不是要紧，这些细节都由这些负责任的志愿者提出来。

这些翻译小组就像一棵自动生长的树，我抛出一个任务，有一个协调人就会帮忙推动大家去找合适的人，从粗翻到校对，马上就有人到位了。老实说我之前没有参与过这种线上与陌生人的合作，但亲眼看到救灾时刻这种快速紧密并且立即看到实现结果的协作模式，那个晚上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激励，我惊叹于这种志愿精神可以让很多人一起无缝接力工作，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可能在我之前的工作上，和同事们一起工作也没有那么拼命、那么讲究效率。这是我在30号之前参与救灾行动的一个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后来在“武汉银杏在行动”更加强烈。

来自银杏伙伴的召唤

那段时间，我同时加入了“武汉留守孕妇群”，也在NCP生命支援网络信息驿站以及NCP生命支援的其中一个咨询群里，这些群都是分别由银杏伙伴沈旭、郝南发起的。通过这些群，我直接感受到前方的紧急需求，事关人命，同时也帮忙召集可以提供帮助的医生、助产士，拉了很多孕妇、需要救助人的入群。这使得我的朋友圈多了很多武汉人，时时看到武汉的新生婴儿来到人世。

有一天晚上，一个负责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CSR）工作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前线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公司能够做怎样的支持。我听到她的问候的时候，心头很暖，有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于是一口气把自己的观察告诉了她，她回复我——这是非常实际真实的需求，她会去写申请报告，向总部申请捐助资金。后来，我也没想到这样一个电话起终成为我之后为制氧机项目募集资金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而且这家公司低调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愿意露出。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这位CSR负责人建立起非常信任而默契的关系。在后来的一次交流中，我意外得知她之前在非典救灾的时候，她在河北两个传染病医院工作了几个月，那时候心里默默想，每一段经历都是那样宝贵，因为它可以带来对世事的理解力，因为起初为制氧机筹集资金的时候，我发现和潜在资方沟通的时候需要彼此都有一种快速的理解力。

然后，就到了1月30日那一天，我在所在的银杏伙伴群里看到了来自伙伴陈丹的召唤——有一个制氧机募集项目需要大家一起参与，因为陈丹收到了郝南的召唤——制氧机和血氧仪将能帮助救助生命。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入群了，虽然根本不知道入群之后要干些什么，但就是凭着一种信任和自己也想做点事情的念头入伙了，后来了解到很多伙伴都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就进来了。之后，来自“一公斤盒子”的陈丹成为我们“武汉银杏在行动”项目的总统筹。

要稍微介绍一下银杏伙伴这个群体，其实去银杏基金会的官方网页就能看到详细的介绍——“寻找、连接和激发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青年行动者，与他们一起，解决社会问题，产生联合影响力。”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银杏基金会在过去10年里，每一年都会选出一些在不同领域做公益的人，这些公益人是一个组织的发起人或是负责人，也有独立行动的公益人。在过去10年里，有136个公益人成为了银杏伙伴。

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伙伴因此有机会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相对信任默契的社群。在过去这些年，我们这些伙伴们每一年都会有春秋两聚，也有通过合作基金，进行各种社会议题的项目合作，比如乡村教育、有机农业这些不同的话题。伙伴们也有机会一起策划结伴去海外考察。通过这样的机会，伙伴们能够彼此了解。比如在这次的行动里，有好几位伙伴是我在之前无论是通过伴委会、还是通过合作基金或是海外考察都有过共事的经历，也有一些伙伴是通过这次共同的行动而建立起连接的，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管熟不熟悉，彼此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信任。

制氧机和血氧仪

就在那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入到了那个群，一开始是十几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有人加入进来，到现在有二十多人了。起初提出制氧机需求的是由一直就在救灾领域做公益的银杏伙伴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郝南提出来的，也就是这次救灾行动中NCP生命支援网络发起人。

在这个网络中，由一群来自各个医院的医生组成的小组，通过与线上咨询群里居家病患们的沟通，提出了一个想法：当时武汉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没法满足一下子这么多病人入院的需求，武汉对轻症患者采用了居家隔离的政策，有不少病患只能在家里，家人通过线上的咨询来与医生沟通，获得救助。

在1月30号那一天，线上咨询的医生们遇到了突发的状况，两位在线上咨询的患者在家中去世了，这是线上咨询组第 一次在线上经历患者的死亡，这让医疗咨询组意识到武汉的形势比大家所想的更要严峻。居家病患的病情有可能突然变重，这时候就会遇到呼吸窘迫的问题。医生们讨论下来，提出如果能给这些病人配备两样医疗设备，就会对病患很有帮助，一个是制氧机，另外一个是血氧仪，这样可以帮助这些病人等待到能够获得医院床位的宝贵时间。

荆州医院里的病人正在使用“武汉银杏在行动”送去的制氧机制氧机的功能简单来说，能够提供高浓度吸氧，有助于纠正呼吸衰竭，改善呼吸困难症状。因此在无法接受呼吸机治 疗，或者无中心氧站供氧的情况下，高浓度制氧机能发挥积极维持作用。

“武汉银杏在行动”送去给病患使用的血氧仪

指夹式血氧仪可以测试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正常人血氧饱和度大于95%，即使老年人也在90%以上。居家观察人员一旦发现血氧饱和度下降至90-93%，提示病情加重，需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如果没有低体温，正确佩戴血氧仪可以监测末梢血氧饱和度，发挥初步筛查中重症患者，并起到疗效评价的作用。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医生们提出的意见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需求，去筹钱买制氧机和血氧仪，并且将这些救命的机器尽快送到患者手里。当时，我们手里没有一分钱，也不知道这些设备在哪里，只知道如果我们早一刻将这些机器送到患者手里，那就有可能帮助挽救一个生命。于是，和死神赛跑的一场行动就这么开始了。

募款方案

当天晚上，也就是30号晚上，我们的第 一个方案由兆星草拟了出来，然后马上就由另外一个银杏伙伴王奕鸥接力改成了起初的一个PPT。我马上在我所在的CSR微客群和朋友圈发布了需要募钱来买制氧机，与此同时，其他伙伴也可以纷纷在自己的渠道上发布消息。

我记得第 一版的方案，我们根据目前线上咨询的居家病患情况预估了一个200台制氧机的数量，当天获知普通制氧机的成本大概在两三千元左右，但后来在众多医生的评估下，我们选择了价位更高一些、但疗效也更能保证的医用级别的制氧机。

一开始我们的预估是我们先筹50万可以来满足这需求，但随着我们对制氧机的了解更深、以及前方疫情实时的跟踪，我们很快调整了我们的筹款目标，将之调整为530万左右，也就是大约1500台制氧机，其实在出来530万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内部还讨论过800万的目标，也就是大约2000台的目标，不过当时觉得会不会数量太多了，于是阶段性目标还是调整为500万。

结束时，我们这个项目筹集和发放了2321台制氧机和3731个血氧仪，总共价值资金约800多万。回头来看，这个终实现的数字刚好吻合了当初其中的一个预期。

“武汉银杏在行动”起初阶段用来募集资金的方案其中的一张信息图一旦大家开始行动，在起初的两三天，大家都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就尽力帮忙，也没有太大的明确分工，而且大家就这么彼此默契地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很快了解了前线瞬息万变的情况，比如，头几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还有很多居家的病患得不到床位，但很快武汉就有了社区医院的支持，也建立了隔离点、方舱医院，我们的方案也随之马上调整，也就是说一开始想为居家病患所筹集的制氧机，马上随着这些病人的转移，需要发放到他们所在的隔离点、医疗机构。

我一开始就把力量放在了筹资和找货上，后来找货有了其他伙伴的支持，我就把重心放在了筹资上，因为平常我所在的组织推动的是“寻找可持续商业之道”的绿色经济内容原创与传播以及赋能，我们接触了很多在价值观与理念上认同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以及他们的CSR经理，所以，一开始我就尝试与这些商业人群进行沟通。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有几个负责跨国公司CSR的朋友打我电话，主动向我询问正在推动的救灾项目。

在与这些CSR人员沟通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收获是，当你认真聆听并且进行快速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潜在的资方，而且他们反馈的意见能够帮助我思考，采取进一步行动，比如，在和UTC的张晖、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杨晔、文峰集团的薛健、还有还不能透露名字的资方沟通之后，他们向我问了好几个关键性问题，这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清晰地绘制一张能够让大家信服的蓝图。

2月2日，我坐在父母家里的餐桌前，想着我如何将未来制氧机可能发生的路径清晰地描绘出来，也就是要把这些关键节点用一张图画起来。在救灾的时候，各种事情好像都可以参与，但随着越深入的参与，就越明白一件事情，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力做自己较擅长的事情，专心细致，如果看到有人需要帮一把手，就马上去补位。那一刻，我定了定心神，希望能手绘一张草图出来。

这时候，行动组的伙伴们开始渐渐有了一些自动的分工出来，有人去募款，有人找货和解决物流的问题，同时要和医生团队探讨适用的机器，有人在前方调研需求和解决zui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在不同的小组里获取不停更新的信息，再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画出了一张流程图，现在看起来其实就是一张我们共同在较短时间里搭建起来的供应链图，并且清晰地阐述这两样医疗设备能带来什么价值。

后来，我们决策组的几个伙伴在回顾这些天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谈到我们用较快的速度搭建了一个“毛 细血管供应链”，因为平常适用的供应链在灾情发生的时候已经很难很快发生作用了，那我们这些伙伴就一头扎进去，用自己的专 业和志愿精神把这条供应链建立了起来。

接着，我把我的草图再和我们工作室的两位同事——刘春兰和王孜，这时候，默契真的太重要了，他们俩马上就能明白我这满满画了一大张纸的图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这样一张信息图对帮助我去筹资非常有用，因为对方很容易就能明白我们募集这笔钱要干什么事情，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这张图也让我看到未来这条供应链落地的现实性，事实上，后面我们实现的路径就和当初这张图所画出来的没有相差很多。

与医生们一起选择制氧机

湖北医院里的医生收到“武汉银杏在行动”送来的制氧机我们后来选用了5升医用的一个国内品牌，能够24小时连续制氧，并且提供高氧含度。当我们把这个指标定下来以后，后来也把技术指标和品牌评估分享给后来其他也跟进制氧机捐赠的机构。比如，银杏基金会的理事长林红是微软的前员工，因为她的带动，微软亚洲研究院校友群、小度互娱科技有限公司也加入了制氧机的捐助与发放的行动中。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银杏伙伴刘正琛所在的新阳光基金会也启动了制氧机捐助的项目，在武汉发送的时候，我们双方会交换彼此的发放数据，避免重复。“武汉银杏在行动”一边推动这个紧急救灾项目，一边也带来了涟漪效应。

如今，氧疗已经成为很多医院和医疗队在救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其中一种方式，但是，在2月初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怎么听说过制氧机和氧疗这个说法，前方的医疗方式也在摸索中，如果和大家说募捐口罩和防护服，很多人马上就能理解，但是和大家提起要募集制氧机，其实是非常专 业的医疗救助，如果不能清晰的解释，很多潜在的资方也许就望而却步了，而我们时间又是那么紧急。货源很快就找到了，但是厂房需要看到真金白银打到账上才会安排发货，同时我们还要去马上联系物流安排发货。

这时候医生的意见是那么可贵，后面我们制氧机所收到的患者的反馈也证实了当初医生们提出的医疗建议，一开始我们认为制氧机在重症或危重的时候会很有帮助，但后来我们也得到反馈是从轻症转为中症或重症的过程中，如果能够让病人吸上氧气，也会有很及时有效的帮助，也许就能帮助病人的情况好转。

制氧机当然不是万 能的，病人情况好转或恶化有各种原因，但是为什么医疗设备在这时候会有及时的帮助呢？一是因为我们医院里的中央供氧的能力是无法匹配一下子住进来了那么多需要吸氧的病人，另外有些医疗点是临时开辟出来的，或是武汉周边地区的医院，本身缺乏供氧的设备。所以，后面我们的制氧机募款总额提上去了，就是预估到这些地方的需求。

来自基金会和企业的支持

在筹钱的过程中，我们很幸运，除了得到比如跨国公司CSR部门的快速响应，也得到了本土民营企业的支持，还有海外基金会的支持，但第 一笔到位的资金就非常重要，我们第 一批到达武汉的制氧机是来自于袁立基金会的50台制氧机，他们采购了他们指定的制氧机品牌。

当袁立基金会看到刘尚文在朋友圈关于制氧机的求助，立刻主动找到了我们，因为他们一直资助尘肺病人，马上就能理解制氧机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为了提供紧急的救助，也做了紧急的流程变通，这让袁立基金会成为资助我们行动的第 一批制氧机的基金会。后来，随着彼此的信任在合作中加强，袁立基金会又捐赠了40台呼吸机和40台雾化器，行动组协助将这些机器发到了孝感。

而通过我们的采购渠道所采购的第 一批制氧机，则是来自于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的支持。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崔澜馨也是银杏伙伴，她是第 一批就加入到“武汉银杏在行动”之中的伙伴，并且马上就为这个项目设立了“武汉银杏在行动”专项基金，用于项目募集到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并且得到其他基金会的支持。这次我们的行动能够如此迅速实现，离不开春苗仿佛及时雨一般的支持，春苗使用了救灾的备用金为我们做了第 一批大规模的制氧机采购，并在之后又追加了捐助资金，感召了更多的资方加入进来，这主要来自于崔澜馨的领导力和专 业能力。

在那几天里，我不断和几个已经承诺捐款的资方所合作的基金会进行沟通，但是每个基金会的流程不一样，我只好不停地沟通，因为我们在和死神赛跑，如果早一天钱到账，我们就可以早一天买到机器，早一天发出去，早一天送到病患的手里。每个环节里较大限度地节省时间，需要各方的配合。

在和几位跨国公司的CSR负责人沟通的时候，他们马上感受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紧迫性，立刻就开启了他们的内部沟通渠道，一方面需要和总部沟通，也就是从总部争取捐赠资金，另一方面也需要看拨款的合法性和相应的渠道，就需要和本土的基金会展开沟通。其中一家跨国公司从提出申请到总部批复，只用了一天时间，然后款就拨到了这边基金会的账上，这大概也创造了他们公司内部的历史。

与此同时，我和筹资组的伙伴兆星与这家公司的联系人以及他们合作的基金会一起开会沟通，在那个会议上，我们特意邀请了兆星的夫人一起参加沟通，这位曾经参加过非典救助的医生用简洁易懂的方式向大家解释了这样的医疗救助所能带来的帮助，同时也对灾情的趋势做了一个预估，这帮助大家对项目的时间节点有了一定的概念。

在筹资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个选择——除了与企业、基金会沟通筹资之外，要不要发动众筹？经过和筹资组伙伴兆星讨论后，考虑到这样一个专 业性很高的医疗设备一般需要很细致的沟通与反馈，并且需要花费相应的传播力量，我们担心自己的精力无法匹配众筹所需要的人力，所以，决定使用通过企业、基金会的筹款策略，并且在与不同潜在资方沟通以后，我们很快判断出哪些资方是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可以提供资助的，这样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去和这些资方进行深入的沟通。

回过头来，我依旧觉得当初的筹资策略可能更合适我们所推动的这项行动，因为在整个快速的行动里，我们看重的是能否及时救人，整个行动组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行动的实现之中，除了保持为几个资方提供及时的反馈之外，我们的传播策略也是在到了行动的后期才对外公布行动的情况。

找到稳定可 靠的货源

找到稳定可 靠的货源对我们很重要

可能因为之前有找口罩和防护服的经历，项目组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货源的稳定可 靠非常重要，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由刘尚文负责的采购与物流小组，也就是供应链管理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尚文创办了天地人禾，多年来一直在推动有机农业，本身对供应链管理就很有心得。

我们也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家制氧机的管理层，其实采购与物流组已经比较了好多个品牌，包括它们的性能和价格，我们也找到了相应品牌的经销商。这时候，有点神奇的是，因为我在朋友圈发布了制氧机的消息，就有一个仅见过一次面的网友马上来找我，帮忙推荐了我们希望采购的制氧机的管理层。她不仅帮助稳定住了货源，也帮助争取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募集到的善款能够买到更多的机器，就能救助更多的人。这位富有爱心的朋友除了帮助我们锁定了货源，她也被我们的行动所感召，自己掏钱捐了15台制氧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和厂家取得了信任，因为随着后面制氧机的效果被更多人看到的时候，它的需求一下子就上去了，这往往意味着价格的上涨，在我们所采购的这些制氧机中，同一型号的制氧机一直保持了同一个价格。

在安排发货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厂家的支持，其实很多事情也会停下来。2月10日，“武汉银杏在行动”紧急采购了606台制氧机，并由湖北黄冈疾控中心安排货车拉货。但因为相关规定，湖北车辆不能下高速到江苏境内，货车无法进江苏厂家仓库装货，末尾，这批设备由厂家安排车辆运至服务区，厂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出来帮忙搬货，争分夺秒，一台制氧机加上包装差不多重30公斤，厂家的车辆到了服务区，然后才去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转移到疾控中心的货车上。总共18吨的设备，花了10个小时，606台制氧机才完成全部装车。

运力，太重要！

其中一批发往黄冈的制氧机的运输路线图，从江苏发货，仅用了8小时就到达了黄冈的医院在全 国物流大量停摆、各地对来往车辆严防死守、疫区通行严格管控的形势下，运力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医疗物资能够到达需要的患者或者医疗点手中。行动小组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

运力成为救灾中的关键环节，但很多时候，大家更容易看见“物资”，往往会忽视将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里的那部分“运力”，甚至有时候在筹资时，并不将之考虑进去。

当我们一边在筹钱买货的时候，一边也开始去找运力，通过与不同物流公司、货代公司的沟通，我们大概了解了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疫情爆发的时候，通往武汉的地面上，可能只有平常十分之一的运力，主要的瓶颈来自于卡车司机，一方面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很多司机回家过年，然后就困在了家中，很难从自己的村子里出来了，另一方面，去到灾区也就是逆行，具有一定的风险，从外地进入武汉司机出城以后需要被隔离两周，也可能还会受到周边的人们的歧视，这时候也不是就可以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除此以外，真的有人去接这样的活，也需要获得官方的通行证，因为运力紧张，所以在那时候能够获得进入灾区的通行证一般都是救灾物资。

从第 一批救灾物质被完成采购以来，很幸运的是，我们总能及时得到运力的相助，不管是春苗基金会通过他们的声誉和影响力获得了空运支持，还是顺丰提供了绿色优先的公益支持，让我们起初几批的货物快速地到达了灾区。同时，我们在调研前方需求的时候，也获得了当地支持救灾的机构的帮助，比如，通向黄冈的那批制氧机因为对方迅速派来了卡车，仅用了8小时就实现了将货物从工厂送到了灾区。

当我们意识到运力紧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寻找各种备选方案。其中一位提供资助的跨国公司的CSR负责人自从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方以后，便每一天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行动，每次都会来问我，“我们还能帮些什么忙？”当了解到我们在运力问题的时候，她便把她之前所认识的物流领域的朋友们都介绍给我们，我们便分别开始沟通可能的合作。

当我们的货物开始发往武汉周边其他地区的时候，就有了马士基的相助，通过前期与他们的详细沟通，包括可能的路线规划，他们派来了司机，一路从江苏丹阳来到武汉，再去到了荆州、随州和襄阳，这位司机千里奔袭，连续跑了三天，每到一地，就从货物卸在被临时借用的仓库，一般是当地红十字会的仓库，与此同时，当地的医院提前被通知，在差不多的时间开着救护车过来取货带回医院使用。

如果没有及时的运力，就好比你买到了东西，但只能待在仓库里等待。当我们1月30号开始发起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在2月6号发送了第 一批货物到病患的手里，这里面有很多人的支持。

靠谱而辛苦的在地仓库：一天微信，一天电话

蓝天救援队在武汉黄陂仓库搬运货物

当我们的货物在采购的过程中，伙伴们已经开始寻找武汉在地的仓库。对于救灾物资来说，运力是重要一个环节，那么仓库是一个与运力同等重要的环节，不仅仅需要有合适的空间来储备这些货物，而且也需要有人手专 业负责地将货物入库出库，如果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得到了中华慈善总会蒙牛应急物资中心的仓储支持，位于武汉的黄陂区，我们把它叫做黄陂仓库，而在仓库里进行货物货物发送管理的是蓝天救援队。

当我们一群人在线上盯着顺丰的运送记录，开始紧张地等待进入武汉的制氧机发送到黄陂仓库，一开始因为和仓库的协调人大地还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大家都有点没有底，因为前方对接的仓库人员实在太忙了，我们常常没法得到及时的回复，他们不仅仅替我们的货物入库出库，他们还要负责许多进入武汉的救灾物质的入库出库。我们甚至还想过为了分担一下仓库的人力要不要专门去当地找一个仓库保管员，把这个保管员送到黄陂仓库，专门来帮我们做我们的货物的仓储管理。

我有一 天专门花了一些精力去寻找、面试当地的临时仓库保管员，我收到了好几个来面试这个临时工作的电话，甚至我差不多定下来一位火锅店老板。虽然这个工作并不复杂，但事关重大，我和微信那头的刚刚认识的陌生人彼此都有点不信任，我对对方的责任心不放心，不过也觉得火锅店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货物应该能力绰绰有余，而对方担心我赖账不付工钱，他也是因为灾情无奈关了火锅店，为了还房贷才出来找临时工作，他家离仓库不远，后来我们彼此交换了身份证照片，才基本有了初步的意向，我说我还需要和黄陂仓库来确认一下才能和你定下来这份工作。

然后，我们从大地那里得来的反馈是——不允许外人进入仓库，主要是怕外人带病菌进入仓库，反而污染了仓库，他们只接收自己的人员，同时他们也解释了他们会做货物的入库出库统计。听到黄陂仓库这样的回复，我倒是放下心来，看来他们的仓库管理应该是严谨的。我马上有点歉意地告诉那位火锅店老板我们不需要招人了。

这时候，我们线上负责与黄陂仓库沟通的伙伴王海随着一批批货物进入到武汉，开始跟上了大地的工作方式。他起初有点担心是因为没法及时地得到大地的反馈，而很多人都在盯着他问——“货物到了吗？货物发出去了吗？”他发现与大地来沟通的话，有这样一个规律：有一天，你只能通过微信来和他沟通，因为这一天他用眼睛盯着手机屏幕来进行沟通，但一天下来，眼睛看残掉了，第二天，就需要打电话来和他沟通，第二天接了无数电话之后，他的耳朵听残了，第三天你就尽量使用微信来和他沟通，就这样在救灾紧急的那些日子里，你需要轮流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这样的发现，让线上的伙伴们非常触动，可想而知，前方的志愿者有多么辛苦。这些志愿者身上散发着可贵的光芒，如果没有他们身体力行的推动，这事就很难有进展，有些东西是超越我们日常可见的利己行为，这种利他的奉献精神，是人类尚存的美好情操。我们也与在地的志愿者谈过是不是通过付费的方式来进行，但他们说他们并不需要钱，如果可以的话，等疫情过去，有些电脑、打印设备可以捐给他们用。

通过线上线下紧密的合作，我们彼此之间生长出默契与信任。当我们一直盯着仓库的较新进展，对方也感觉到我们的认真态度，渐渐地也愿意为我们的事情上心，有时候我们的伙伴可能因为那天没有货物入库就没有去打扰大地，他反而也会主动来问现在会不会有货物进来。

后来，蓝天救援队的一位机动组队长出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群里的伙伴那一个晚上都觉得特别难过。伙伴们给自己打气的时候，都说等到疫情过去，我们都要去武汉看看，在黄陂仓库里摆上一桌，和前线合作的志愿者们好好喝上一杯。

因为黄陂仓库位于武汉的郊区，进入到武汉市内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要将这些制氧机一台台送到居家病患的所在社区，还需要在市内有一个仓库进行转运。武汉志愿者青润把他的家腾出来，变成一个临时的疫情物资转运仓库，同时也帮助我们把货物一台台搬运进去。

再到后来，陈丹带来了一个令我们惊喜的消息——一位在地的志愿者把他自己所在的办公室拿出来给我们做市区的仓库，因为他的名字叫森林，我们就把这个临时改用的仓库叫做森林仓库。事实上，森林仓库是种太阳的武汉办公室，而森林是种太阳的全职伙伴。当陈丹起初联系上种太阳的创始人李可欣的时候，森林还在老家隔离状态，因为我们的召唤，他一结束隔离就赶回武汉。森林仓库位于武汉的市中心，经过执行组的流程评估，森林一回来，我们立刻把制氧机接力的中转站改在了森林仓库，大大缩短了制氧机一对一配送的时间。

从此，森林仓库肩负起我们在前线的仓库作用，第 一批接收的物资是一家企业捐助的消 毒液，当时武汉物资非常缺乏，我们从这个仓库发出去的第 一件货物是给上海医疗队的一桶消 毒液。

在进行物流管理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有经验，比如，如果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仓储这个环节，那就会让事情更加有效率，有几批货是物资需求方直接调配运力去厂家拉货，也有通过对物流的提前规划，让司机沿途进行卸货，同时通知需求方来取货。

zui 后一公里

“zui 后一公里”指的是当制氧机和血氧仪到达武汉之后再将它们送到病患手里的那个实现过程，这是惊心动魄的，成为陈丹所带领的执行组花费心力的环节，也是参与伙伴人数较多的一个小组，随着制氧机发放从居家病患扩大到医疗点，这个小组的工作范畴从把制氧机送到病患的社区扩大到协调更多医院及时的拿到这些宝贵的机器。

早在第 一批机器到达武汉之前，执行小组就开始规划与落实“zui 后一公里”的实现方式。在我们与NCP生命支援网络合作的时候，后者已经在线上招募并培训了一批“小天使”志愿者，每一个“小天使”对应一个居家病患，与病患家属保持沟通。与此同时，每一天我们都会收到医疗咨询组提供给我们的运送名单，再来协调志愿者车队进行运送。那几天，前一天晚上医疗组会根据病患的情况定下名单，但第二天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有可能是因为病患转移到了医疗点，那是比较欣慰的情况，因为这意味着病患获得了救助的可能，但也会发生病患可能去世的情况，这时候，大家都感到揪心。

在那重要紧急的几天里，看着群里面大家神经充满紧张，直接感受到前线的生死，我很想和大家说——虽然，我们是在和死神赛跑，作为志愿者，我们需要倾尽全力，但不要把前方出现的生死抗在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的心理会出现很大的压力。

关于志愿者的心理支持，近期和廖瑾交流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好的启发。做志愿者，需要有一定基础的心理支持，这样可以帮助自己在面对冲突、死亡、暴力的时候，知道如何应对。特别是在做救灾志愿者的时候，你需要直面伤痛以及可能引发的过激反应。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很可能会受伤，而且也许会留下持久的内伤。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遍体鳞伤，当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看待我们的内心，不要让她变硬，也要好好爱护自己，善待他人。

在参与制氧机行动的这些日子里，我很大的心灵滋养来自于阳台上的那一丛橘色的小雏菊，看着她们一朵又一朵地盛开，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和安宁。

2月6日，是一个令所有伙伴都难忘的一天。那一天，官方公布的湖北确诊人数为2987例。在这之后，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在其他的几个救灾志愿者群里，到处可见紧急救助的声音。

在那个时候，武汉市内交通系统完全停摆，患者家人不能搭乘公共交通，私家车没有通行证不能随便在市区行驶，所以，要让患者及时收到制氧机，只能通过有市内通行证许可的车队志愿者帮忙配送。这些特殊情况是在执行组设计执行流程的时候被一点点发现的，彼时的武汉成了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城市状态，所有过往的常规经验都没有用了。

那个晚上，第 一台制氧机从蓝天救援队的仓库出来，因为武汉市内的车队志愿者没有通行证，无法前往黄陂仓库提货，所以我们请蓝天救援队先把物资运进城，之后再被W大武汉紧急救援小组的车队送到了居家病患所住的小区楼下。

当身处各地的我们看到连续工作了一周多之后第 一台制氧机被送到的时候，那一刻真的很激动，忍不住泪目。后面几天我们得到了病患家属带来的反馈，获得制氧机支持的张爷爷的情况好转了。

收到第 一台制氧机的张爷爷家人发来的反馈

在落实“zui后一公里”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挑战，就是风险防范。执行组的伙伴们在发放之前讨论了很多办法，提出了“无接触发放流程”，尽较大努力减少整个执行过程中的接触风险。在采购与物流小组里，华晶除了去找合适的防护物资之外，同时还邀请专 业医生志愿者制定了“医疗物资疫区配送志愿者个人防护指南”。来自善导的银杏伙伴陈志君特意请了他们的志愿者画了一幅一目了然的手绘图提前发给司机和接收机器的病患家属。当司机把机器从车上放下来的时候，病患家属会与司机相隔安 全距离，远远地拍照签收。

志愿者手绘的“无接触发放流程”图

不过，有时候，有些意外还是会发生，有些心急如焚的病患家属为了等候这台机器的到来早早地等在楼下，看到送货的车辆过来，完全忘记了之前的安 全教导，迎面向送货司机扑过去。当时，是整个武汉防护服紧缺的时候，即使有了防护服也会先捐给医生们去使用。出现这样的事故，这让我们对司机志愿者感到难以言说的歉意，之后司机志愿者主动做了自我隔离，万幸没有出现糟糕的后果。于是，我们内部要求暂停发放，寻求更加有防护措施的运送方式。

这在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些争执，一方面，大家都希望把机器尽快送出去能够救助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有一条铁律应该遵循，这在决策组中达成了共识，也就是——在我们所获知的信息中，不去以牺牲一个生命风险的代价去救助生命。之后我和一个医生朋友探讨这个原则的时候，他的看法是：“志愿者一定要把"先保护自己’放在第 一位，这个需要反复强调，否则志愿体系早晚会崩溃。保护好自己，才能帮更多的人，这在这种高传染疾病救助时候尤其重要。”

在“武汉银杏在行动”进行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银杏伙伴周玲发起了“防控新冠公益行动者防疫保险资助保障行动”，我们组的伙伴们也纷纷支持周玲的行动，一起帮忙募捐，同时也给参加我们这个行动的前线志愿者们买了保险。

医生们的反馈和不断加入的伙伴们

与此同时，执行组时刻不得松懈地将依次到达武汉的制氧机发送到有着更多救助需求的医疗点，与武汉不同区的政府、社工人员的合作，让执行组十分有效地获取了医院的需求信息。一般提出需求的医院都会非常配合，自己派车去到黄陂仓库进行提货。

我们陆续从各个医院那里得来了令人振奋的反馈——制氧机对治 疗很有帮助，支持了医院的供氧能力。甚至有一家医院反馈过来一个小插曲，一个护士因为太疲累了晕了过去，身边的医护人员马上就给她用制氧机吸氧进行及时救助。来自于一线医护人员的反馈，让我们对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很有信心，同时也发挥起涟漪效应，带来更多资源共同加入到“串起生命线”的送氧救助中。

每一个晚上，执行组都工作到凌晨，清点当日的发放情况和准备明日的发放计划。执行组在陈丹的带领下，将各项工作务实地一一推进下去，这里面涉及了无数的外部合作方的沟通和内部伙伴之间的沟通。起初，制氧机落地武汉之后，内部也会觉得为难：到底是把有限数量的制氧机送到居家病患那里，还是送到有同样需求到医院那边？幸好，制氧机的补给充足，同时，我们也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以较快速度将入库的制氧机发到有需求的地方，较大可能保持零库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制氧机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河流守望者网络”的唐贺和纯山教育基金会的廖瑾、“致良田”的马彦伟先后加入，一起和陈丹轮值，共同配合执行组紧张的节奏。我真心佩服执行组的伙伴们，事无巨细，条理清晰，大家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投入的状态之中，默默地站好自己的位置，相互支持。

当需要人手的时候，总是会有新的伙伴加入进来，冯璐、刘斌、崔丽霞、裘水妙、何满……就连正带着一家人在泰国过寒假的马彦伟也被我们紧急拉了进来，承担起武汉周边地区的需求调研和货物发放协调的任务，这些地方的疫情同样令人揪心，资源却紧缺。

银杏基金会的同事们也非常给力，得知行动组的人手紧缺，眼看大家都快要到精疲力竭的时候，林红和张燕赶紧和其他伙伴们沟通，也帮着找实习生，同时递上及时的“弹药”——可以快速申请的小额救灾资金，用来支付前方紧急发生的费用。当林红和我打电话，“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支持前线配合的关键人员，你们可以使用这笔资金。”这时候，你会觉得银杏社群真是人丁兴旺，兵强马壮。

制氧机信息平台

制氧机信息平台海报

“武汉银杏在行动”总共募集的2321台制氧机中，其中为NCP生命支持网络提供94台制氧机，用于支持居家的重症患者。另外2227台制氧机用于支持湖北省的医疗机构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覆盖湖北省14个城市62个区县158个医疗点。

当我们一边筹资、采购与运输、发放制氧机的时候，我们也在持续收集着灾区的需求数据，并且也在关注着每日更新的湖北省疫情发展情况。我们一直问着自己一个问题：还需要制氧机吗？

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手里掌握着较大的制氧机捐助数据，如果再联合其他制氧机捐助行动的机构，一起来做数据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做一个制氧机信息平台，这样能够帮助所有希望捐助制氧机的机构获得更加透明有效的信息，避免当初在非典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医疗设备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将是我们这个行动所能带来的另外一个价值。

对数据非常敏感的兆星开始挖掘数据，我找来上海蚁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朋友陈刚和他的同事，加上我们工作室的设计师王孜和编辑刘春兰，再拉上陈丹、尚文和彦伟，马上就组建了制氧机信息平台工作群，开始推动信息平台工作，后来银杏基金会的段帅也加入进来。在整个救助行动中，这样的工作群好像是不知不觉地生长了出来，每个群都是以明确的目标以及彼此配合的参与人员这两个关键因素组建了起来。

2月22日，“武汉银杏在行动”上线“湖北省制氧机捐赠信息平台”，通过联合其他制氧机捐赠方所提供的数据，对5571台公益捐赠的制氧机流向调查，绘制出湖北省的制氧机捐赠地图。兆星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他对应疫情分布情况提出了“百名确诊患者中民间捐赠制氧机数量指数”。这个信息平台为有制氧机需求的医院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开展制氧机捐赠的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提供公益信息服务支持。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湖北省确诊人数的63088人中，81.9%的确诊患者分布在排名前三位的地区（武汉：45346人，孝感：3427人，黄冈：2883人）。根据我们对5571台公益捐赠的制氧机流向调查，4421台制氧机（占比79.4%）捐赠到武汉、孝感、黄冈三个疫情较严重地区的医疗机构。97.4%的制氧机捐赠到了医疗机构，2.6%的制氧机以一比一配送的方式，支援给居家隔离的重症患者。

二、这场行动带来的思考

信任默契的银杏伙伴们和志愿精神

“武汉银杏在行动”这个项目由超过21位银杏伙伴及银杏基金会秘书长林红共同参与。当我近期与一些伙伴交流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觉得参与到这样一个紧急行动中，感到很神奇也很享受的一点是——和各个伙伴如同战友一般紧密的合作，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想法，但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推动事情往前进。虽然，身体很疲累，但看到线上的伙伴们那种在这个时候毫不犹豫就站起来担当的劲头，会感到很受鼓舞，觉得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非常值得。

在救助生命这样一个共同目标的感召之下，大家放下身边的事情，全心全意，想尽一切办法，投入到这场行动之中。这种志愿精神，超越了我们每个个体，但同时又是由一个又一个不同个性不同经历的个体承担的。这种志愿精神，也让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擦干眼泪，继续干活。

在2月16日行动组阶段性统计志愿时间的时候，也就是从发起行动以来的2个多星期里，有些伙伴的志愿时间超过了200小时。在较紧张的那几天，伙伴们除了必要的吃饭和睡觉之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已经无缝地与电脑和手机融为一体，有时甚至连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或是抱着手机在沙发上睡过去了。如果等到行动结束，将所有志愿者的时间，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的参与者，将会看到一个令人敬佩的志愿者时间总和。

在紧急救灾这件事情上，捐助资金、物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能不能获得一群志愿者的响应也很关键。当原有的系统一时难以应对的时候，这时候志愿者们站出来，面对突发的多变情况，快速重建一个有效的应急系统。志愿者内心的强大驱动力，投入时间、经验、技能和资源，将会有效地推动救灾项目的落实。

银杏伙伴这样一个社群，因为银杏基金会长久的战略支持，让这个社群的个体之间在日常生活里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伙伴之间的信任，在救灾的那一刻显得那样珍贵，就不再会出现我和武汉的那个火锅店老板需要相互交换身份证才能勉强彼此信任的情况。很多伙伴都曾经在过去的一些合作中相互了解，也大体了解各自的专长，默契地站位、补位。

作为从民间生长起来的全职公益人，银杏伙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能够迅速看到真实的需求，通过专 业的方法，汇聚社会资源，迅速找到解决办法，他们的经验和判断力在紧急救灾的时候，发挥出特别的作用。也许平常大家做的事情在不同的领域，有的做乡村教育，有的做有机农业，有的做保护河流，有的做临终关怀的事情……但是在共同的救灾任务面前，大家把各自的专 业素养汇集在一起，成为一股共同的强大的力量。

去中心化的协作模式

回顾这些天迅速发生的事情，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一个个体、一个机构可以完成的。这样的救灾模式无法用英雄主义来诠释，而是看到一种一起生长的共同体，共同创造社会价值与社会资本。

这种线上线下相互协作的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协作模式。通过云端的协作，生长出工作组群，与线下的志愿者、机构形成同频协作。每个组群之间面对同一个方向，进行协同工作，并且拥有快速的决策机制。大家秉承共同的目标，坚守共同的原则与价值观，并且为需要帮助的人和实际执行的志愿者提供有效、及时并且安 全的救助方式。

来自医生和合作方的反馈常常是——“你们的救助非常用心”，用心来自于协作、彼此聆听、为共同的目标倾尽全力、做负责任的决定。

真正落地的救灾，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力量，如何让这些力量汇合起来，迅速共同工作，并且根据实时的情况、调研反馈和未来的预测来调整方向，这时候的决策机制也非常重要。

一开始，伙伴们都是被召唤进来，并不清楚各自的分工，或是应该谁听谁的。这在起初的几天大家还并不清楚，但大家马上就一起讨论，自动站位，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也许一开始哪个模块的工作大家都会插手做一点。这样的情况大概发生了三四天，大家一起摸索出各自侧重的工作范畴。

不过，大家也很快意识到需要更明确的分工，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冲突。这时候，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应该有一个快速的决策机制。2月4日，当时参与这项行动的伙伴们召开了第 一次的电话会议。开会之前，我迅速和陈志君做了会议的背景和目标沟通，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志君主持了这场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陈丹、蔺兆星和我三位银杏伙伴组成的决策小组，负责项目的决策和整体行动协调。

在这之后，需求调研、采购、物资募集、落地执行等小组的负责人和工作组也更加清晰起来。为了让大家彼此了解各个小组的工作进展，每个小组长在忙完每天的工作之外，还会写下当日工作的重点记录和明日计划，一起汇总到决策组，这样每一天都会有一份“工作简报”作为内部沟通的资料发放到行动组的大群里，与所有参与行动的伙伴沟通较新的行动进展。

伙伴们在云端协作，同时也和前线的志愿者共同合作，这就需要与前线志愿者之间的沟通与彼此支持与关照，建立起信任，没有前线志愿者的奉献与努力，我们是无法完成这项行动的。

这种去中心化的协作模式对未来的社会创新和工作方式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很多伙伴期待去深入探讨和梳理的，并且也开始应用在我们的本职工作时，因为这样一种实战经历让我们相信，这种协作模式将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专 业

救灾，除了满腔热血之外，还有一个因素特别重要，那就是专 业，只有用专 业的方式去实施救灾，才能确保效果，也就是真正能够帮助到需要得到支持的对象。

我在这次救灾的行动中对于专 业有了更深的一层理解，那就是——专 业是可以通过知识框架搭建，通过迅速与各个领域的专 业志愿者组成工作群组来实现。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转变就是：我们如何激发更多的专 业志愿者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紧急救助？

从制氧机捐助行动整个落地流程来看，它涉及到很多关键节点和工作模块，比如医疗、筹资、采购、物流、执行、风险防控等等，这些模块都有相应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那么如何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协同工作，同时迅速达成共识和创造产出，这时候彼此的聆听与沟通，就显得很重要，并且要将各个模块的相应标准都保持在专 业水准之上，如果一个环节的专 业性往下降了，那么整个救援的成效也会往下降。

这些共识与实际执行，来自于参与行动的伙伴们平时积累的专 业能力，他们对自己和做事情的要求本身就很高，比如这次做总统筹工作的陈丹，她对真实需求的快速获取以及推动执行的能力，体现在她平常工作的方法上，兆星对信息的敏锐感觉和开创精神，连夜就开辟出一个新模式的方案推进，并将之很快落地实现。

虽然我们并不是救灾领域的专 业人员，但可以通过聆听救灾领域的专 业人员以及其他领域的专 业人员来获得关键的信息和意见，将它们吸收进来，并结合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我记得我联系了好几个也许很久没有主动联系的朋友的，但是当他们收到我的请求时，都会非常认真仔细、毫无保留地提供他们的看法。

基于真实的需求

对于真实需求的收集以及快速反应，成为这次紧急救助行动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我们起初要响应的需求是针对居家病患的，但我们通过对不同渠道、不同地区、不同方式的需求收集，让我们把制氧机捐助在短时间内送到了处在不同地方的病患手里。

“武汉银杏在行动”具体执行的方案随着对灾情的及时调研情况不断地升级版本，到结束，我们的执行方案升级到了第六个版本。从一开始针对居家病患，到后来通过与当地社工合作调研提供给武汉的各个医疗点，再到与黄冈救灾指挥部合作，通过他们将物资提供给这个地区的医院。

收到制氧机的医护人员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与银杏伙伴所在的机构合作，比如麦田教育基金会的詹敏、手牵手的王莹，对有制氧机需求的医院进行需求调研。麦田的乡村教育志愿者遍布于各地，他们本身就在推动湖北的救灾行动，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很快就能获得当地医院的需求反馈。

再到后期我们已经积累了制氧机发放数据之后，根据制氧机各地区的发放情况和灾情情况的分析，对重点地区进行需求调研和分析。

这些对真实需求的快速调研并作出相应的执行方案，让整个制氧机捐助计划进行得越来越效率高。

感召的力量

当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起初的时候，一个方案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台机器也没有，在短短的时间里，一群伙伴联合起来做了“串起生命线，为湖北传递氧气”的事情。

那段时间，好像是靠着一种信念——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大家就这么从早忙到晚。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判断或决策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比如一些资源也许无法到位，但在那个非常态的时间段里，谁又能有百分百的把握呢？特别神奇的是，这时候，总会有一个人或一种办法跳出来，及时地解决了那个问题。

我觉得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大家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老天也会来帮忙的，当大家心意一致的时候，是有可能会感召到其他有同样心意的人的，就好像是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磁场一样，我们遇到了很多心意相通的人，共同去救助生命。

这时候跳出来的人，很快就能理解快速的决策与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灾区的救灾指挥部、基金会、提供资助的企业，还是物流公司，大家意识到这需要跳出平常的工作模式和框架，进入到救灾的响应模式之中，一方面确保应有的透明与合规，另一方面，也需要加速整个决策与行动节奏，因为生命不能等待。这时候，信任、担当与领导力，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这样一群来自民间的力量，通过和不同责任相关方的合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一条毛 细血管般的供应链。这条在特殊时期创造的供应链，帮助将珍贵的医疗救助物资送到需要的地方。

还有很多值得梳理与思考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将会启动专门的案例梳理的小组，去将这些宝贵的经验沉淀下来，给更多的人带来启发。

“人生就是这样的，有的事情，就是需要投入，需要付出，才能成为一段人生，才能成为一段不会被时间消磨掉的记忆。有的事，你一辈子可能也不会再遇到第二次。这个时候不站出来，你就与这段历史失之交臂了。”

我很喜欢在这个过程中兆星写的这段话，就像很多伙伴希望的那样，这样的救灾经历，真的不想再一次遇到，但在救灾过程中所生长的爱、力量、勇气、智慧，将会长久地延续下去。我期待未来在其他的地方与我亲爱的伙伴们再次相遇、合作。

（图片来源于“武汉银杏在行动”、NCP生命支援网络、以及提供项目反馈照片的各个合作医院、组织和个人）